雖然在戰爭年間曾遭到饑餓、烤刑、和虐待,黃安素會督仍拒絕飛回家中休養,在中國停留6個月,造訪各地區的3個年議會,眷顧他的信徒和教會的需要。問他為何要這樣做,他說:「如果那時回家,我帶回美國的信息隻是戰爭、悲劇、及集中營的烤刑。但我在管轄區內旅行600哩查看我們教會發生的事,和中國要如何向前走,我能帶給美國人民一個振奮的消息.....一個故事;勇敢和堅毅不拔的基督徒面臨迫害和教會財產毀壞時」。

  回到他的家鄉幾個月後,1964年他返回上海,在那段艱困時期仍不動搖,在共產主義政權下依然堅守岡位達一年半的時間。他第一任太太過逝後,1984年與一位宣教士同工凱撒琳(Katherine Boeye)小姐結婚。1950年11月,他們離開中國,1952年遷移香港。在那時黃安素會督為了中國大陸逃往香港和台灣間的難民在美國衛理公會創立中國方言事工部。

  1952年,以70歲高齡,那年他在總議會中宣佈退休。會督聯會派遣他監督為中國大陸逃往香港和台灣的難民而開展的工作,因這個任務使他又再度活躍起來。在香港和台灣兩地他一直是擔任衛理公會的領袖直到1958年溘然長逝。

 

黃安素會督在台灣和香港對衛理公會的異象

  黃安素會督面對一項驚人的工作,要以一小群逃離中國大陸的衛理公會信徒行囊中除了一些衣服外別無分文想在台灣建立一所教會。只有一位從中國北方年議會中退休的牧師來到台灣,陳維屏(Chen Weiping),當時1952年為76歲。

1953和1954年,衛理公會的會友在台北、台中、台南、和香港等地成立組織。最後組成一個香港和台灣省間的年議會(以後分成二個單獨議會),但早期只有台灣人士屬台灣計畫委員會,一群從中國大陸來的衛理公會人士經黃安素會督慎選擔任完成他異象的監督和指導:在台灣島各地建立衛理公會教會、辦一所衛理公會大學、及其他的支援機構。

1952年黃安素會督致會督聯會的備忘錄
他對未來衛理公會在台灣和香港的異像可用八千字的備忘錄清晰地表達出來,題目為「中國人當中我們永續的教會」發表於1952年4月衛理公會會督聯會上。這篇備忘錄先對當時中國大陸教會情況做一總結,在那時完全不包括中國境外的教會,接著向中國海外二億中國人民所呈現的挑戰和機會繼續前進,特別是那些住在香港和台灣的人。

他對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負擔非常清楚,他詳細討論在香港需要一所新的基督教大學,「教會贊助下一個永久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同以前在中國大陸一樣.....」。接著轉移到台灣,他說到「有許多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地方的大學畢業生移居到台灣。「許多人」,他接著寫「非常渴望在台灣建立一所相同的學校」。「順便一提」,他繼續說:「值得注意地,我們衛理公會位於東中國會議區的東吳大學校友會在台北創設了一所『中等學校』,有800學生,驕傲地稱他為『東吳大學』。我們希望與他們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他們需要圖書館和其他的設備,請求宣教老師」(依據黃安素先生所述,那所學校當時已經使用了「東吳大學」的名字,但未開大學水準的課程)。在那篇備忘錄中其他地方他提到東吳大學台北校友會在那時居住當地有450位會員。

最後對他的會督同工摘要報告:「我們對中國人民有一個永續的任務。目前....為中國人民我們教會直接的機會主要對像是台灣和香港間的中國人,而非中國大陸。這是非常大的機會。為滿足他們我們還是做得很少。我們應該做的更多和做的更快」。這是1952年黃安素會督的異像,這個異像使得美國衛理公會創立台灣和香港的事工,一個異像使他有力的支持發展台灣的東吳大學。